余秋雨书法
余秋雨的《笔墨祭》赏析是什么?
余秋雨的《笔墨祭》赏析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很道地的中国传统文人。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著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赵孟頫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实在看不惯赵孟頫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钟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余秋雨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中国著名当代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作家、散文家。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创作特色1、余秋雨先生在写作散文之前,就已经是一位学贯中西、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一切能够用学术方式表达清楚的各种观念,他早已在几百万言的学术著作中说清楚。因此,他写散文,是要呈现一种学术著作无法呈现的格调,那就是白先勇先生赞扬他的那句话:“诗化地思索天下”。他笔下蕴藏的“诗化”灵魂,是“给一系列精神悖论提供优美的仪式”。2、余秋雨先生写作散文前已经有过深厚的人生体验。他出生在文化蕴藏深厚的乡村,经历过十年浩劫的家破人亡,又在灾难之后被推举为厅局级高校首长,还感受过辞职前后的苍茫心境,更是走遍了中国和世界,把这一切加在一起,他就深知中国的穴位何在。因此,他所选的写作题目,总能在第一时间震动千万读者的内心。即使讲历史、讲学问,也没有任何心理隔阂。这与一般的“名士散文”、“沙龙散文”、“小资散文”、“文艺散文”、“愤青散文”有极大的区别。3、余秋雨先生在小说、戏剧方面的创作,皈依的是欧洲二十世纪最有成就的“通俗象征主义”美学。诚如他在《冰河》的“自序”中所说:“为生命哲学披上通俗情节的外衣;为重构历史设计貌似历史的游戏”。更大胆的是,《空岛》的表层是历史纪实和悬疑推理,而内层却是“意义的彼岸”。这种“通俗象征主义”表现了高超的创作智慧,成功地把艰深的哲理化解在人人都能够接受的生动故事之中。
文学和书法的关系?
书法是文字书写的艺术,文学是以语言文字为形式,表达作者的内在情志的艺术,二者都与文字有着密切的关系。书法与文学的关系实在是个很大的题目,下面仅就我所知道的简单谈一谈。
我们先来看几幅作品。第一是《兰亭序》,第二是唐代陆柬之的《文赋》墨迹,第三是杜牧的《张好好诗并序》,还有两个分别是苏东坡和黄山谷的《黄州寒食诗帖》和《松风阁》(参看所附图录)。我们先简单来看一下这几件作品,这本《兰亭序》是唐人冯承素的摹本,历来被认为最的王羲之的风神。虽然这不是王羲之的原迹,但也可以说是庶几近矣了。通过它,我们可以窥见王羲之书法的一斑,通幅作品飘逸灵动,笔断意连,顾盼生姿,如果我们通过这书法作品来读《兰亭序》这篇文章,则文中所表现出的寄情山水,放浪形骸等等晋人风度就跃然纸上了。再看唐代书法家陆柬之所写的《文赋》,我们知道陆机的《文赋》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中很重要的一篇文章,陆柬之是陆机的后人,他的这幅墨迹也在书法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杜牧手写的《张好好诗并序》,这是一件诗歌与书法俱佳的珍品,《张好好诗》很多人都知道,但这件书法作品知道的人可能就相对要少了。《宣和书谱》称杜牧的书法“气格雄健,与其文章相表里”。杜牧传世的书法作品仅此一件,唐诗人中,擅长书法者不乏其人,可惜墨迹鲜有流传,仅杜牧《张好好诗并序》、贺知章《孝经》等寥寥可数,因此弥足珍贵。我们再来看东坡先生的《黄州寒食诗》,“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在东坡诗集中此诗并非上乘之作,但这件书法作品却是他的代表作,极为后人所推崇,有天下第三行书之称。这书法作品抑扬顿挫,一气呵成,有一泻千里之势,苏轼流传下来的墨迹很多。但这样气势开张的却不多见。通过它来读东坡的这首诗,就多了一重艺术享受,而且,诗歌与书法实在也是相得益彰,就好象两扇窗子,透过它们,我们能更真切的窥见苏轼在创作这件艺术品的时的内心情感。这幅作品后面,有黄庭坚很短的跋,写得也很精彩,“东坡此诗似太白,犹恐太白有未到处。此书兼颜鲁公杨少师李西台笔意,试使东坡复为之,未必及此,它日东坡或见此书,应笑我于无佛处称尊也”,颜鲁公就是唐代的颜真卿,杨少师就是五代的杨凝式,李西台是宋初的李建中,都是宋人极为推崇的书法家,从中可见出山谷多东坡的欣赏,更可见他的非凡艺术鉴赏力。山谷真可以说是东坡的知音。黄庭坚是同时看到了这件作品的诗歌艺术美和书法艺术美,这正是我们应向他学的地方。现在我们来看黄庭坚的墨迹《松风阁》,读过这首诗的人一定不少,“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我来名之意适然……”,这是山谷晚年的作品,笔画如长枪大戟,这是山谷大幅行书的典型风格,山谷在被贬途中游湖北鄂城樊山,借景抒情,诗句中不免有一些牢骚和慨叹。通幅字的结体取斜势,中宫收敛,长画多一波三折,极富张力,这正与诗歌所表达的情感相符。
中国古代文人多能文善书,流传至今的书法名迹不少都是文学史上的名篇,通过以上我们所举的几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到,如果将传世书法作品的书法艺术美和文辞之美结合起来欣赏,我们将获得更多的审美愉悦,而且,用这样一种双管齐下的方法来赏玩这样复合型的艺术作品往往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以上我们所说的是书法与文学浅层次的一种关系,下面我们谈谈文学(主要是诗歌)与书法更深层的关系,我想分两个方面来说
第一是以诗论书,也就是用诗歌的形式来谈论书法,这种诗歌叫论书诗,有些写得好的论书诗是用诗歌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书法艺术的魅力来,比如李白的《草书歌行》对怀素草书创作的描绘,“少年上人号怀素,草书天下称独步。墨池飞出北溟鱼,笔锋杀尽中山兔。……吾师醉后倚绳床,须臾扫尽数千张。飘风骤雨惊飒飒,落花飞雪何茫茫……”,李白用他擅长的极度夸张的语言,为我们描绘出一代草书大家怀素和尚挥毫时的情态,实在是生动之极!
另外也有一些一流的论书诗,在不伤及诗歌的艺术性的前提下,又道出关于书法的种种精辟见解来。例如苏东坡的《次韵子由论书》,“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其中“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常常被引作宋人书法“尚意”的力证。也有不少人椐此得出东坡不重法度的结论。其实,我们如果结合他反复强调的“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的观点来理解,就能明白东坡所谓“意”,是法度之中的“意”。诗中提出“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这是对书法艺术风格的多样性的一种肯定。又如东坡在《石苍舒醉墨堂》一诗中写道,“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惝恍使人愁。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我书意造本无法,点画信手烦推求。……”诗歌一开始提出草书创作带来自我陶醉的状态,“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不异逍遥游”,这其实是对艺术创作的自娱性的生动阐释。后面有提出“我书造意本无法”,其实这“无法”不是说没有法度,而是说在得法之后忘法的一种状态,这里是针对草书的创作而说的。
以上说的是以诗论书,现在我们反过来简单谈谈以书论诗,书法是视觉的艺术,比较直观,因此古人常常借助书法来谈论诗歌。例如,苏东坡在他非常有名的《书黄子思诗集后》中就是以书法喻诗,“予尝论书。以谓钟王之迹,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至唐颜柳,始集古今笔法而尽发之,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而钟王之法益微。”以上是说书法,下面便由此转到论诗,“至于诗亦然”用苏武李陵等来比钟繇,王羲之,用李杜来比颜真卿与柳公权。前者之妙,在于自然,后者则以法度见长。比得确实是非常贴切。又譬如,沧浪诗话的作者严羽在《答出继叔临安吴景仙书》中提到,“坡谷(指东坡和山谷)诸公之诗,如米元章(指米芾)之字,虽笔力劲健,终有子路事夫子时气象。盛唐诸公之诗,如颜鲁公书,既笔力雄壮,又气象浑厚,其不同如此”这是典型的以书论诗。我们知道,严羽推崇盛唐诗,在《沧浪诗话》中说李杜诗可以“入神”,他非常看不上宋人的“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这里他以书论诗,来证明他的观点,也是很有说服力的。
书法该如何从文学作品中汲取能量
书法是“线”的艺术,连接过去、现在和未来
“书法是艺术,也是文化的载体。一部完整的书法史承载着民族审美的历史和艺术创造的历史。对于书法家而言,书写的过程是情感的寄托、灵魂的净化。以书法为表征的中国艺术,其核心是中国文化,而中国文化的主体是中国人,是数千年文化化育的有道德、有风骨、有情操、有担当、有品格的文化主体。 ”“书法艺术是‘线’的艺术,它是中华民族文脉的流线,绵延、传承至今,从甲骨文、金文、简牍到纸张的书写,伴随着书体的演化,它连接着过去、现在与未来。”
中国书法之于中国文学,如两者的发展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既往的书者或亲身于文学创作,或书录他人文学作品,这种形式构成了书法和文学在传达中华文化精髓的过程中互为发展的特色,并在书法的审美以及在此基础上起支配作用的文化传统、理论批判体系的形成中,起到重要作用。因此,依据文学形式的不同,展览也分为五个部分进行展示:一、以书写先秦文学作品为主。对于《周易》《道德经》《论语》等经典,书家借不同的书体,尽力地体现贴近文意的书写表达;二、以唐代的诗歌为主要书写内容。唐诗内容丰富多样,从不同角度又诠释着不同时代人的心志。书家基于此,也在领会诗者文心的基础之上,抒发自己的内心情致;三、以宋词作为主要书写内容。人们形容“词”是一种音乐文学,它的产生、发展,以及创作、流传都与音乐有直接关系,人们也常用“无声的音乐”来形容书法。由此,书家在对词意、节奏的欣赏和把握在其书写特点上亦有相应变化;四、以赋为主要书写内容。内容爽朗通畅的赋体,是书家宣情逸趣、体现书写节奏韵律的佳本。尤其是长篇大赋,通过书家的表达,它带给观众不仅是文采上的洞晓世事,更是书写上的游心寓目;五、此部分选择元曲、明代小说以及清代楹联等具有代表性的文学作品作为书写内容。其中,楹联作为书家选择书写内容的一种常态,伴随清代楹联文学的发展而获得广泛发展,楹联的书写特点在碑学的兴盛背景中,体现着有别以往的文化秉赋。元曲亦有多种体裁,但书家较少涉及,明代小说较之于元曲而言,书家选书更是寥寥无几——这一方面,给书家在反映此类文学作品的文意上带来挑战,同时,也为文化的书写传播带来有意义的启示。
文化陌生人余秋雨阅读答案
阅读下文,完成1~4题。(12分)
笔墨祭
余秋雨
①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曲折错综。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
②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之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③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见到一幅赵孟的墨迹,乍看全是赵孟,但仔细一看,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就不可能是赵孟。赵孟学过二王,学过李北海,学过褚河南,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赵孟只剩了一种字形,显然是赝品。
④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像赵孟这么复杂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结果;已经汇聚、溶化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大家,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并在墨迹指认出来。这种现象,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正好相悖。这里,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⑤“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的情况也是有的,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还揣摩过其他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他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巅。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不太容易。但是,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连苏东坡也逃不过。
⑥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枝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1.第②段中有“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一句,联系全文,“吐”“纳”的具体含义各是什么?(4分)
2.第④段开头说:“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其中“这个论断”指的是什么?(2分)
3.试对第⑤段的内容作一个简要的概括。(2分)
4.下列对本文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两项是( )(4分)
A.文章中说的“中国文化”,不单指书法艺术,文章的观点也适用于其他文化艺术。
B.书品与人品是不完全一致的,其关系是曲折错综的。
C.傅青主认为,赵孟的书法有甜媚之弊,但也沉淀着许多前人的风范。
D.末段说:“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其中“华丽的重担”这个比喻指的是优秀的传统文化。
E.这篇文章,作者旨在说明:个性人格在社会和传统的习惯势力作用下,虽没有完全消失,但要保留却很艰难。
答案:
二、1、“吐”的含义是:吸收的基础上形成个性、风格;“纳”的含义是:吸收优秀的文化传统。(解析:本题难度较大,需要从全文角度出发去答题。要找出哪些是例子,哪些是论述,然后根据论述归纳总结。每项1分)
2、过于纯净的赵孟就不可能是赵孟。(意思对即可得分。解析:“这个论断”指代前文说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的见解,只要略加归纳即可。)
3、书法家高峰迭起之后,(1分)子孙们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干系。(1分)(解析:这里是考查归纳信息的能力,本段中的一个主要意思是谈书法的继承与创新问题,重点是谈创新难的问题,再根据原文的语意归纳。)
4、CE(解析:C项“但也沉淀着许多前人的风范”不是傅青主所认为的;E项“个性人格”理解不对,文中的“个性人格”是指中国文化的个性人格。)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小题。
【答案】【小题1】C B 【小题2】①工作之余,她深居简出,辛勤耕读,用人类文化精华不断充实自己;②丈夫去世后,她杜门谢客,潜心读书,“追求精神享受”;③她珍视读书的自由,从读书中获得惬意,达到令人向往的精神世界。【小题3】①引用黄裳的话,从侧面印证了钱氏夫妇辛勤耕读,不愧为“读书种子”; ②引用杨绛自己的话,直接展示其“书香世界”; ③丰富传记的内容,增强传记的真实性,有助于突出传主的形象。【小题4】观点一:每个人都应该读书,让读书成为自己的精神支柱。 ①读书可以汲取人类文化精华,充实自己的心灵;②读书可以丰富经历,增长见识,摆脱愚昧;③读书可以成为一种精神享受,让生活变得更加惬意;④读书应该潜心、有恒、广博。 观点二:每个人都要努力丰富并提升精神境界,不断思考、探索人生意义。 ①人生不能缺少书香,要通过读书来充实自己;②不仅要追求物质生活,还应该追求精神享受;③要摆脱世俗陋见,尽力帮助他人,报效国家;④要进行反思,积极思考、探索人生的意义。【答案解析】【小题1】试题分析:D项“写书给别人读”不够准确,这部书“书写自己的心路历程”,“ 在书中更多体现的是个人的感悟”;A项“但也想尽快结束谈话”不正确,文章中没有这样的表述;E项,“苦读书”不正确,杨绛先生以读书为乐。考点:本题考查学生分析文章具体内容和概括重点段落的能力点评:本题三个错误选项还是比较明显的,A项是无中生有,文章没有这样的信息;D项是曲解句意,E项表述语原文完全相反。因此,本题整体比较容易。【小题2】试题分析:从本题题干的设置看,题干来自于文章开头的一句话,因此,要解释这句话,肯定是接下去的几段文章内容的概括,文章第2、3、4、5几节文字都是这道题目的设计范围,第2节讲的是黄裳的一段亲眼所见,文章一次来证实杨绛先生的读书情结。第3、4、5三节分别讲了三个读书的原因:充实精神,以书为伴,灵魂自由。考点:本题考查学生筛选、概括主要信息的能力点评:本题难度较大,学生能答出第2、3两点,第一点容易忽视。【小题3】试题分析:首先要找出传记中相关的引用:第一处:引用了黄裳先生的话,主要是为了证明文章提出的“杨绛与钱钟书都是读书的种子”这一观点;第二处和第三处:引用杨绛先生自己的话,通过她的话,我们看到她眼里的书籍的世界,精神的宇宙;总之这几处引用都丰富了文章的内容,同时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传主的风采,对刻画传主形象起着关键作用。考点:本题考查学生分析传记常见手法的能力点评:引用是传记最常见的手法之一,它的作用如下:在传记中,直接采用大量原始材料——引用,可以更好地突出人物的特点,揭示人物的精神面貌,对人物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引用诗词,可以从侧面烘托和丰富撰著的思想精神,使传记显现出一种古朴文雅的风格。引用故事,可以增强文章的活泼度,使文章更具有可读性。引用传主在书信、日记中的表白,它可以印证作者的观点,也可以使传记具有更为真实感人的力量。引用传主在书信、日记中的表白,同事、同学、学生、国际友人、西方同行者的回忆,档案资料等材料。作用:①它可以印证作者的观点,也可以使传记具有更为真实感人的力量。②传记写作充分使用传主的有关资料,可以塑造丰满的人物形象,突出传主的精神面貌,起到增强作品历史深度和情感力度的作用。③增强文章的真实性和可读性。④有助于读者全面而深刻了解传主的精神和影响。【小题4】试题分析:本题相关涉的答题点有三个,就是杨绛先生以书为乐的三个原因。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感受,写出自己的观点。答题的格式也很重要:观点+事例+感受考点:本题考查学生理解文章主旨的能力点评:本题虽然属于探究类题目,但是难度不大,学生能概括出文章相关的观点,结合自己的生活写出感受即可。
急求余秋雨的《笔墨祭》赏析
中国传统文人究竟有哪些共通的精神素质和心理习惯,这个问题,现在已有不少海内外学者在悉心研究。这种研究的重要性是显而易见的,但也时时遇到麻烦。年代那么长,文人那么多,说任何一点共通都会涌出大量的例外,而例外一多,所谓共通云云也就很不保险了。如果能对例外作一一的解释,当然不错,但这样一来,一篇文章就成了自己出难题又自己补漏洞的尴尬格局。补来补去,痛快淋漓的主题都被消磨掉了,好不为难煞人。
我思忖日久,头脑渐渐由精细归于朴拙,觉得中国传统文人有一个不存在例外的共同点;他们都操作着一副笔墨,写着一种在世界上很独特的毛笔字。不管他们是官屠宰辅还是长为布衣,是侠骨赤胆还是蝇营狗苟,是豪壮奇崛还是脂腻粉渍,这副笔墨总是有的。
笔是竹竿毛笔,墨由烟胶炼成。浓浓地磨好一砚,用笔一舔,便簌簌地写出满纸黑生生的象形文字来。这是中国文人的基本生命形态,也是中国文化的共同技术手段。既然如此,我们何不干脆偷偷懒,先把玩一下这管笔、这锭墨再说呢?
一切精神文化都是需要物态载体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就遇到过一场载体的转换,即以白话文代替文言文;这场转换还有一种更本源性的物质基础,即以“钢笔文化”代替“毛笔文化”。五四斗士们自己也使用毛笔,但他们是用毛笔在呼唤着钢笔文化。毛笔与钢笔之所以可以称之为文化,是因为它们各自都牵连着一个完整的世界。
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的毛笔文化,现在已经无可挽回地消逝了。
诚然,我并不否定当代书法的成就。有一位朋友对我说,当代书法家没有一个能比得上古代书法家。我不同意这种看法。古代书法家的队伍很大,层次很多,就我见闻所及,当代一些书法高手完全有资格与古代的许多书法家一比高低。但是,一个无法比拟的先决条件是,古代书法是以一种极其广阔的社会必需性为背景的,因而产生得特别自然、随顺、诚恳;而当代书法终究是一条刻意维修的幽径,美则美矣,却未免失去了整体上的社会性诚恳。
在这一点上有点像写古诗。五四以降,能把古诗写得足以与古人比肩的大有人在,但不管如何提倡张扬,唐诗宋词的时代已绝对不可能复现。诗人自己可以写得非常得心应手(如柳亚子、郁达夫他们),但社会接纳这些诗作却并不那么热情和从容了。久而久之,敏感的诗人也会因寂寞而陷入某种不自然。他们的艺术人格,或许就会因社会的这种选择而悄悄地重新调整。这里遇到的,首先不是技能技巧的问题。
我非常喜欢的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几个传本法帖,大多是生活便条。只是为了一件琐事,提笔信手涂了几句,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和恳挂。今天看来,用这样美妙绝伦的字写便条实在太奢侈了,而在他们却是再启然不过的事情。接受这张便条的人或许眼睛一亮,却也并不惊骇万状。于是,一种包括书写者、接受者和周围无数相类似的文人们在内的整体文化人格气韵,就在这短短的便条中泄露无遗。在这里,艺术的生活化和生活的艺术化相溶相依,一支毛笔并不意味着一种特殊的职业和手艺,而是点化了整体生活的美的精灵。我相信,后代习摹二王而惟妙惟肖的人不少,但谁也不能把写这些便条的随意性学到家。
在富丽的大观园中筑一个稻香村未免失之矫揉,农舍野趣只在最平易的乡村里。时装表演可以引出阵阵惊叹,但最使人舒心畅意的,莫过于街市间无数服饰的整体鲜亮。成年人能保持天真也不失可喜,但最灿烂的天真必然只在孩童们之间。在毛笔文化鼎盛的古代,文人们的衣衫步履、谈吐行止、居室布置、交际往来,都与书法构成和谐,他们的生命行为,整个儿散发着墨香。
相传汉代书法家师宜官喜欢喝酒,却又常常窘于酒资,他的办法是边喝边在酒店墙壁上写字,一时观者云集,纷纷投钱。你看,他轻轻发出了一个生命的信号,就立即有那么多的感应者。这与今天在书法展览会上让人赞叹,完全是另一回事了。整个社会对书法的感应是那样敏锐和热烈,对善书者又是如此尊敬和崇尚。这使我想起现代的月光晚会,哪个角落突然响起了吉他,整个晚会都安静下来,领受那旋律的力量。
书法在古代的影响是超越社会蕃篱的。师宜官在酒店墙上写字,写完还得亲自把字铲去,把墙壁弄得伤痕斑斑,但店主和酒保并不在意,他们也知书法,他们也在惊叹。师直官的学生梁鸽在书法上超越了老师,结果成了当时的政治权势者争夺的人物。他曾投于刘表门下,曹操破荆州后还特意寻访他,既为他的字,也为他的人。在当时,字和人的关系难分难舍。曹操把他的字悬挂在营帐中,运筹帷幄之余悉心观赏。在这里,甚至连政治军事大业也与书法艺术相依相傍。
我们今天失去的不是书法艺术,而是烘托书法艺术的社会气氛和人文趋向。我听过当代几位大科学家的演讲,他们写在黑板上的中文字实在很不像样,但丝毫没有改变人们对他们的尊敬。如果他们在微积分算式边上写出了几行优雅流丽的粉笔行书,反而会使人们惊讶,甚至感到不协调。当代许多著名人物用毛笔写下的各种题词,恕我不敬,从书法角度看也大多功力不济,但不会因此而受到人们的鄙弃。这种情景,在古代是不可想象的。因为这里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信号系统和生命信号系统。
古代文人苦练书法,也就是在修炼着自己的生命形象,就像现代西方女子终身不懈地进行着健美训练,不计时间和辛劳。
由此,一系列现代人难以想象的奇迹也随之产生。传说有人磨墨写字,日复一日,把贮在屋檐下的几缸水都磨干了;有人写毕洗砚,把一个池塘的水都洗黑了;有人边走路边在衣衫上用手指划字,把衣衫都划破了……最令人惊异的是,隋唐时的书法家智永,写坏的笔头竟积了满满五大麓子,这种簏子每只可容一百多斤的重量,笔头很轻,但五簏子加在一起,也总该有一二百斤吧。唐代书法家怀素练字,用坏的笔堆成了一座小丘,他索性挖了一个坑来掩埋,起名曰“笔冢”。没有那么多的纸供他写字,他就摘芭蕉叶代纸,据说,近旁的上万株芭蕉都被他摘得光秃秃的。这种记载,即便打下几成折扣,仍然是十分惊人的。如果仅仅为了练字谋生,完全犯不着如此。
“古墨轻磨满几香,砚池新浴灿生光”。这样的诗句,展现的是对一种生命状态的喜悦。“非人磨墨墨磨人”,是啊,磨来磨去,磨出了一个个很道地的中国传统文人。
在这么一种整体气氛下,人们也就习惯于从书法来透视各种文化人格。颜真卿书法的厚重庄严,历来让人联想到他在人生道路上的同样品格。李后主理所当然地不喜欢颜字,说“真卿得右军之筋而失之粗鲁”,“有指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初次读到这位风流皇帝对颜真卿的这一评价时我忍不住笑出了声,从他的视角看去,说颜字像“叉手并脚田舍汉”是非常贴切的。这是一个人格化的比喻,比喻两端连着两种对峙的人格系统,往返观看煞是有趣。
苏东坡和董其昌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人。在董其昌看来,浓冽、放达、执著的苏东坡连用墨都太浓丽了,竟讥之为“墨猪”。他自己则喜欢找一些难贮墨色的纸张,滑笔写去,淡远而又浮飘。
赵孟頫的字总算是漂亮的了,但是耿直侠义的傅青主却由衷地鄙薄。他实在看不惯赵孟頫以赵宋王朝亲裔的身份投降元朝的行为,结果从书法中也找出了奴颜媚骨。他说:“予极不喜赵子昂,薄其人,逸恶其书。”他并不是故意地以人格取消书法,只要看他自己的书法,就会知道他厌恶赵书是十分真诚的。他的字,通体古拙,外逸内刚。
有些书法家的人格更趋近自然,因此他们的笔墨也开启出另一番局面。宋代书法家政黄牛喜欢揣摩儿童写的字,他曾对秦观说:“书,心画也,作意则不妙耳。故喜求儿童字,观其纯气。”汉代书法家蔡邕则一心想把大自然的物象纳入笔端,他说:“凡欲结构字体,皆须像其一物,若鸟之形,若虫食禾,若山若树,纵横有托,运用合度,方可谓书。”这些书法家在讲写字,更在吐露自己的人生观念、哲学观念、宗教观念。如果仅仅就书法技巧论,揣摩儿童笔画,描画自然物象,不是太离谱了么?只有把书法与生命合而为一的人,才会把生命对自然的渴求转化成笔底风光。
在我看来,书法与主客观生命状态的关系,要算韩愈说得最生动。他在《送高闭上人序》中说及张旭书法时谓:“往时张旭善草书,不治他技,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不平,有动于心,必于草书焉发之。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故旭之书,变动犹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终其身而名后世。”记得宗白华先生就曾借用这段话来论述过中国书法美学中的生命意识。
宗白华先生是在研究高深的美学,而远在唐朝的韩愈却在写着一篇广传远播的时文。韩愈的说法今天听来颇为警策,而在古代,却是万千文人的一种共识。相比之下,我们今天对笔墨世界里的天然律令,确已渐渐生疏。
文章写到这里,很容易给人造成一个误会,以为古代书法可以与各个文人的精神品格直接对应起来。“文如其人”、“书如其人”,这些简陋的观点确也时常见之于许多文章。
“文如其人”有大量的例外,这一点已有钱钟书先生作过列述。书法艺术在总体上是一种形式美,它与人品的关系自然更加曲折错综。要说对应也只是一种“泛化对应”,在泛化过程中交糅进了种种其他因素。
不难举出,许多性格柔弱的文人却有一副奇崛的笔墨,而沙场猛将留下的字迹倒未必有杀伐之气。有时,人品低下、节操不济的文士也能写出一笔矫健温良的好字来。例如就我亲眼所见,秦桧和蔡京的书法实在不差。
人的生命状态的构建和发射是极其复杂的。中国传统文人面壁十年,博览诸子,行迹万里,宦海沉浮,文化人格的吐纳几乎是一个浑沌的秘仪,不可轻易窥探。即如秦桧、蔡京者流,他们的文化人格远比他们的政治人格暧昧,而当文化人格折射为书法形式时,又会增加几层别样的云霭。
被傅青主所瞧不起的赵孟頫,他的书法确有甜媚之弊,但甜媚之中却又嶙嶙峋峋地有着许多前人风范的沉淀。因写《艺舟双揖》而出名的清代书法理论家包世臣说,见到一幅赵孟頫的墨迹,乍看全是赵孟頫,但仔细一看,这个过于纯净的赵孟頫就不可能是赵孟頫。赵孟頫学过二王,学过李北海,学过诸河南,没有这些先师们的痕迹,赵盂頫只剩了一种字形,显然是赝品。
这个论断着实高妙。像赵孟頫这么复杂的文人,只能是多重人格结构汇聚和溶化的结果;已经汇聚、溶化成了一个卓然独立的大家,竟还可以一一寻其脉络,并在墨迹指认出来。这种现象,与人们平时谈艺时津津乐道的“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正好相悻。这里,展露了中国文化的一种重要特征。
“溶汇百家而了无痕迹”的情况也是有的,主要出现在早期创业者群体中。如王羲之,曾悉心学习过卫夫人的书法,后来又追慕钟繇和张芝,还揣摩过其他许多秦汉以来的碑迹。他自称隶胜钟而草逊张,终于融会贯通而攀上万世瞩目的书学峰巅。要在王羲之行书中一一辨认出他所师法过的前代书家痕迹,不太容易。但是,当高峰树起之后,它也就成了后世书家不能不继承的遗产。继承者又成了高峰,遗产也就累聚成一座深幽重叠的迷宫,使代代子孙既富足又惶恐,即便力求创新也摆脱不了遗传的干系。苏东坡算得敢于独立创新的了,但清代翁方纲却一眼看破,说苏字中最好的仍然是带有晋贤风味的那一种。二王余绪的远代流注,连苏东坡也逃不过。
胆子更大一点的书法革新家,虽然高举着叛逆的旗幡,却也要有意无意地让人看出种种承袭的游丝,其中有人还专门著文来说明自身隐潜的连脉。米芾承颜而恣野,郑板桥学黄山谷而后以隶为楷,怪怪的金农自称得意于“禅国山碑”和“天发神谶碑”,赵之谦奇峰兀立而其实“颜底魏面”……
这就是可敬而可叹的中国文化。不能说完全没有独立人格,但传统的磁场紧紧地统摄着全盘,再强悍的文化个性也在前后牵连的网络中层层损减。本该健全而响亮的文化人格越来越趋向于群体性的互渗和耗散。互渗于空间便变成一种社会性的认同。互渗于时间便变成一种承传性定势。个体人格在这两种力量的拉扯中步履维艰。生命的发射多多少少屈从于群体情性的熏染,刚直的灵魂被华丽的重担渐渐压弯。请看,仅仅是一支毛笔,就负载起了千年文人的如许无奈。
比较彻底的文化革新很难从这么漫长的岁月中站起身来。别的且不说,看尛尛百代,偌大的中国会有哪个人,敢用别的书写工具来写信记帐?
也许,应该静静地等待时间的自然流变。
但是,既然整个传统文化早已构成互渗性的一统,时间并不能把中国文化推上逐级进化的台阶。
记得郭沫若曾经为书法提供过一则时间性变迁的范例,断定王羲之的字迹应不脱魏晋隶书笔意,传世《兰亭序》因此是伪作。《兰亭序》的真伪且不去说它,就基本思路论,我觉得郭沫若忽视了中国文化前后左右的互渗关系,忽视了中国文人复杂的艺术可能性,忽视了在前面这两个前提下魏晋时代书法艺术面对不同的实际需要(如刻碑、修帖、写便条)所必然产生的多元性。
从魏晋开始的一个极其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在书法领域内部,几乎一切都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一个浑然一统的世界。颠倒、错位、裹卷、涡旋、复旧、超前,什么也不用奇怪。大体的阶段和脉络有一点,时肥时瘦,时浓时枯,但一旦要作过于科学的裁割,立即会顾此失彼,手忙脚乱。
事情必须要等到一个整体性变革的来临,才能出现根本性的阻断。
终于,有了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
终于,有了胡适之和白话文。
终于,有了留学生和“烟土披里纯”。①
终于,有了化学分子式和数学定理。
①英文“灵感”一词的音译,五四前后常见诸报刊,有人还把这5个字写入白话诗中。
毛笔文化的一统世界开始动摇了。起初,谁也没有想到新的时代会对遍洒中国的无数枝毛笔过不去。大家先从文化的内容着眼,因内容而想到载体,于是提倡白话文。毛笔只是一种手段性的工具,对它的去留人们不大在意。
林琴南用文言文翻译了大量的外国文艺作品,用的当然是毛笔。懂外文的助手们捧着原著把文意口述给他听,他的毛笔在纸页上飞快地舞动着,一页又一页,一叠又一叠,一本又一本,涌向书肆,散落到无数青年手上。这或许是中国毛笔文化极成功的一次后期呈现,你看,就凭着毛笔和文言文,不是把城外的新文艺生动地介绍了么?它不是已经适应了新的时代和世界潮流了么?谁说旧瓶不能装新酒呢?
但是,喝了新酒的人渐渐上了瘾,他们开始用疑惑的眼光来打量这家专做二道生意的林氏酒坊。他们发现了原装酒,一喝,劲儿大多了,他们不再满足林琴南手上那只古色古香的小酒坛。
许多新文化的迷醉者因林译小说的启蒙而学了外文,因学外文而放弃了毛笔。毛笔之外的天地是那么广阔,他们变得义无返顾。
林琴南握着毛笔的手终于颤抖了。他停止了翻译,用毛笔写下了声讨白话文兼及整个新文化的愤怒檄文。他的文章,是对毛笔文化的一次系统维护。人们对这位老人怀着一种复杂的情感:他是窗户的开启者,又是大门的把守者。他可以用毛笔指点一些什么,却绝不允许让毛笔文化的整体构架涣散。
相比之下,当时新文化的斗士们却从容得多,除了蔡元培给林琴南写了一封回信,刘半农假冒“王敬轩”给他开了个玩笑,没有再与这位老人多作争辩。他们洞悉世界大潮和时代走向,信心十足,忙着干许多更重要的事。他们没有更多的精力与一种顽固的逻辑怪圈纠缠日久,对于他们自己也在用的毛笔,更不作任何攻难。
新文化队伍中的人士,写毛笔字在总体上不如前代。他们有旧学根基,都能写;但当主要精力已投注到新的文化方式之后,笔墨的优劣已不是他们的价值系统中的敏感部位。陈独秀和胡适的毛笔字都写得一般,鲁迅、郭沫若、茅盾写得较好,鲁、郭两位或许还能跻身书法家的行列。对他们来说,毛笔字主要已成为一种并不强悍的工具形态。“文房四宝”,已完全维系不住他们的人格构架。
然而,事情又一次地出现了负面。
毛笔文化既然作为一个完整的世界存在过数千年,它的美色早已锻铸得极其灿烂。只要认识中国字,会写中国字,即便是现代人,也会被其中温煦的风景所吸引。吸引得深了,还会一步步登堂入室,成为它的文化圈中新的成员。
五四文化新人与传统文化有着先天性的牵连,当革新的大潮终于消退,行动的方位逐渐模糊的时候,他们人格结构中亲近传统一面的重新强化是再容易不过的。像一个浑身湿透的弄潮儿又回到了一个宁静的港湾,像一个筋疲力尽的跋涉者走进了一座舒适的庭院,一切都显得那么自然。中国文化的帆船,永久载有这个港湾的梦;中国文人的脚步,始终沾有这个庭院的土。因此,再壮丽的航程,也隐藏着回归的路线。
我们很难疾言厉色,说这种回归是叛变。文化人格学的阐释,要比社会进化论达观得多。中国的事情总是难办,重要原因就在于有这一幅幅文化人格图谱不易索解。
陈独秀够激进的了,但他在杭州遇到沈尹默时,却首先批评了这位青年书法家的字:“昨天看见你写的一首诗,诗很好,字则其俗在骨。”对这句话,沈尹默刻骨铭心。沈尹默后来也写写白话诗,但主要精力却投注在书法上,终身不懈。成了中国现代毛笔文化的一个重要孑遗。
周作人不失为五四前期头脑特别清醒的斗士之一,他竟能在本世纪初年就一把抓住人的主题,提出“人的文学”的口号,在人文理性品格上明显地高人一筹。但他后来却深深地埋向毛笔文化而不可自拔,即便每天用毛笔抄一些古书古文也怡然自得。他抄书为文当然也有一系列并不落后的文化哲学观念在左右,但留给社会的整体形象,已成为一个毛笔世界里不倦的爬剔者。他写于1936年2月的一篇散文《买墨小记》,道尽了他所沉溺的那个天地,也展露了那个天地中的他。文章写得很有韵味,不妨抄下一段:
我写字多用毛笔,这也是我落伍之一,但是习惯了不能改,只好就用下去,而毛笔非墨不可,又只得买墨。本来墨汁是最便也最经济的,可是胶太重,不知道用的什么烟,难保没有“化学”的东西,写在纸上常要发青,写稿不打紧,想要稍保存就很不合适了。……
买墨为的是用,那么一年买一两半两就够了。这话原是不错的,事实上却不容易照办,因为多买一两块留着玩玩也是人之常情。
墨到可玩的地步当然是要有年代的,周作人买来磨的是光绪至道光年间的墨。据说严格一点应该用光绪五年以前的墨,再后面,墨法已遭浩劫。周作人还搜集到了俞樾、赵之谦、范寅等人的著书之墨,“舍不得磨,只是放着看看而已。”周作人不是收藏家,他的玩墨,反映了一种人格情趣。而这种人格情趣又偏偏出现在一位新文化代表人物的身上,真是既奇异又必然。
很巧,就在周作人写《买墨小记》的半年前,他的哥哥鲁迅也写了一篇有关笔墨的文章,题曰《论毛笔之类》。尽管不是故意的,兄弟俩围绕着同一个问题发表的意见大相径庭,真可称作是一场“笔墨官司”了。鲁迅说:
我自己是先在私塾里用毛笔,后在学校里用钢笔,后来回到乡下又用毛笔的人,却以为假如我们能够悠悠然,洋洋焉,拂砚伸纸,磨墨挥毫的话,那么,羊毫和松烟当然也很不坏。不过事情要做得快,字要写得多,可就不成功了,这就是说,它敌不过钢笔和墨水。譬如在学校里抄讲义罢,即使改用墨盒,省去临时磨墨之烦,但不久,墨汁也会把毛等胶住,写不开了,你还得带洗笔的水池,终于弄到在小小的桌子上,摆开“文房四宝”。况且毛笔尖触纸的多少,就是字的粗细,是全靠手腕作主的,因此也容易疲劳,越写越慢。闲人不要紧,一忙,就觉得无论如何,总是墨水和钢笔便当了。
两位成熟的大学者忽然都在乍看起来十分琐碎的用笔用墨问题上大做文章,似乎令人奇怪,但细细品味他们的文句即可明白,这里潜伏着一种根本性的人格对峙。鲁迅洒笔开去,从用笔说到了中国社会变革的一个大课题:“便于使用的器具的力量,是决非劝谕,讥刺,痛骂之类的空言所能制止的。假如不信,你倒去劝那些坐汽车的人,在北方改用骡车,在南方改用绿呢大轿试试看。”鲁迅说,改造传统很艰难,而禁止青年人却很容易。在中国,当“改造传统”和“禁止青年”各不相让的时候,常常是后者占上风。但禁止的结果只能是“使一部分青年又变成旧式的斯文人”。
鲁迅究竟是鲁迅,他从笔说到了人。“笔墨官司”所打的,原来是青年一代中国文人的人格选择。
这种人格选择的实际范畴当然比用笔用墨大得多。就在周氏兄弟写文章的前两年,当年讽刺过林琴南的五四文化新人刘半农作为教授参加北京大学招生阅卷,见到一位考生把“昌明文化”误写成了“倡明文化”,他竟为此发表了诗作并加注,考证“倡”即“娼”,嘲笑学生是不是指“文化由娼妓而明”。刘半农的这种讽刺显然是极不厚道的,但更重要的是,他如今心目中青年学生应有的形象已经纳入一条乾嘉式的道路。为此,其他新文化人士十分不满,记得曹聚仁还借此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我们以为青年人错了的地方,很可能恰恰是对的,我们今天以为正字的,很可能是真正的别字;中国文字构架如此宏大繁复,青年人难免会经常写别字、读别字,这是青年人应享的权利。
曹聚仁也够水准,他同样从别字说到了人,与鲁迅相呼应。他国学根底深厚,却不主张让青年人重返港湾和庭院,反对他们在毛笔文化中把聪明才智耗尽。宁肯鲁莽粗糙一点,也不要成为古风翩然、国学负担沉重的旧式斯文人。
过于迷恋承袭,过于消磨时间,过于注重形式,过于讲究细节,毛笔文化的这些特征,正恰是中国传统文人群体人格的映照,在总体上,它应该淡隐了。
这并不妨碍书法作为一种传统艺术光耀百世。喧闹迅捷的现代社会时时需要获得审美慰抚,书法艺术对此功效独具。我自己每每在头昏脑胀之际,近乎本能地把手伸向那些碑帖。只要轻轻翻开,洒脱委和的气韵立即扑面而来。
我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能够擅长此道,但良知告诉我,这个民族的生命力还需要在更宽广的天地中展开。健全的人生须不断立美逐丑,然而,有时我们还不得不告别一些美,张罗一个个酸楚的祭奠。世间最让人消受不住的,就是对美的祭奠。
只好请当代书法家们好生努力了,使我们在祭奠之后还能留下较多的安慰。
余秋雨的作品有哪些?
1、《戏剧理论史稿》在1983年出版,此书是中国大陆首部完整阐释世界各国自远古到现代的文化发展和戏剧思想的史论著作,出版后获北京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北京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是余秋雨先生的首部学术著作,也奠定了他在戏曲界的地位,为日后担任上海戏剧学院校长打下了基础。2、《山居笔记》《山居笔记》是余秋雨在1992年至1994年间,全身心地用两年多的时间创作成的,共十一篇文章。写作期间,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职务,不再上班;同时写作又与考察联在一起,很多写到的地方一去再去。3、《霜冷长河》《霜冷长河》是1999年作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余秋雨。该书是散文集,也是余秋雨在文学创作上的一次转变。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再到《霜冷长河》,余秋雨从历史的大话题转向了历史的小话题,在《霜冷长河》中历史已不再是文章的主体。在经历种种尝试之后,探讨生命成为了文章的主题。4、《戏剧审美心理学》《戏剧审美心理学》在我国第一次从观众心理入手,系统地研究戏剧家如何了解观众、适应观众、征服观众、提高观众等问题。曾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该书熔戏剧理论、美学、心理学于一炉,鲜明地提出大家都来重视、研究观众的审美心理。 戏剧、电影的观众是“上帝”。5、《冰河》《冰河》是2014年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的图书,作者是著名作家余秋雨。该书讲述了孟河为报恩情冒名代考,却中了状元,引出一连串扑朔迷离的意外和磨难的故事。参考资料:百度百科-余秋雨
余秋雨都有哪些有名的作品?
余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中国著名文化学者,理论家、文化史学家、作家 、散文家。1966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1980年陆续出版了《戏剧理论史稿》《中国戏剧文化史述》《戏剧审美心理学》。1985年成为中国大陆最年轻的文科教授。 1986年被授予上海十大学术精英。198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的荣誉称号。参考百度。 文化苦旅《文化苦旅》 1992年大陆出版 1995年台湾出版 《文化苦旅》 文化苦旅是余秋雨先生的代表作,书主要是以余秋雨先生在全国各地的文化之地的游览过程为线索,思想非常深刻,语言也极有震撼力,揭示了中国文化巨大的内涵,其中对人性的拷问也极为深刻。整本书向读者展示了余秋雨先生渊博的文学和史学功底,以及书中丰厚的文化感悟力和艺术表现力,该书也为当代散文领域提供了崭新的范例。山居笔记《山居笔记》 1995年 《山居笔记》一书的写作,始于一九九二年,成于一九九四年,历时两年有余。为了写作此书,作者辞去了学院的行政职务,不再上班,因此这两年多的时间十分纯粹,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投入那么多时间才写出十一篇文章,效率未免太低,但作者的写作是与考察联在一起的,很多写到的地方不得不一去再去,快不起来。记得有一次为了核对海南岛某古迹一副对联上的两个字,几度函询都得不到准确回答,只得再去了一次。这种做法如果以经济得失来核算简直荒诞不经,但文章的事情另有得失,即所谓“得失寸心知”。 霜冷长河 《霜冷长河》 1999年 惊人的安静,但这种安静使它成了一条最纯粹的河。清亮、冷漠、坦荡,岸边没有热闹,没有观望,甚至几乎没有房舍和码头,因此它也没有降格为一脉水源、一条通道。 它保持了大河自身的品性,让一件件岸边的事情全都过去,不管这些事情一时多么重要、多么残酷、多么振奋,都比不上大河本身的存在状态。 它有点荒凉,却拒绝驱使;它万分寂寞,却安然自得。很快它会结冰,这是它自己的作息时间表,休息时也休息得像模像样…… 千年一叹 《千年一叹》 2000年 《千年一叹》这是一本日记,记录了余秋雨在千年之交随香港凤凰卫视“千禧之旅”越野车跋涉四万公里的经历。 他们一行人是去寻找人类古代文明的路基,却发现竟然有那么多路段荒草迷离、战壕密布、盗匪出没。完全不知道下一公里会遇到什么,所知道的只是一串串真实的恐怖故事。 在“千禧之旅”即将结束之时,作者写下这样的一段话:“四个月冒险奔波,天天都思念着终点。今天我们到了,回头一看,却对数万公里的尺尺寸寸产生了眷恋。那是人类文明的经络系统,从今以后,那里的全部冷暖疼痛,都会快速地传递到我的心间。”行者无疆《行者无疆》 2001年 行者独步于遥远的旷野, 素昧平生的未知,遭遇处处的难题, 只因为一个执着的信任, 敢于把世界上任何一片土地都放在脚下, 为后来人度步出一往无垠的疆土 。晨雨初听《晨雨初听》 2001年6月 也是余秋雨的作品之一 只有书籍,能把辽阔的空间和漫长的时间浇灌给你。 能把一切高贵生命早已飘散的信号传递给你, 能把无数的智慧和美好对比着愚蠢和丑陋一起呈现给你。 借我一生 《借我一生》 2004年 《借我一生》是余秋雨对中国文化界的“告别之作”,涉及他和他的家族诸多不为人知的经历,还描绘了记忆中文革时“大揭发”、“大批判”的整人模式……从前辈到自己,作者以平实、真实的记忆组成一部文学作品。 “我历来不赞成处于创造过程中的艺术家太激动,但写这本书,常常泪流不止。” ——余秋雨笛声何处《笛声何处》 2004年 中国历史充斥着金戈铁马,但细细听去,也回荡着胡笳长笛。只是,后一种声音太柔太轻,常常被人们遗忘。遗忘了,历史就变得狞厉、粗糙。这本书要捕捉的,就是曾经让中国人痴迷了两百年之久的昆曲的笛声。在《笛声何处》当中,余秋雨依旧以其一贯的文化的视角、散文的风格,关注的则是另一种历史的、音乐的非物质的文化。余秋雨称,《笛声何处》的创作准备早在12年前就已经开始了。当时,《文化苦旅》还没有进入台湾,余秋雨赴台所到之处的一系列活动,均是以昆曲学者的身份受到接待的。寻觅中华《寻觅中华》 2008年 纵观《寻觅中华》全书,并没有多少优美的词句和华丽的词藻,其间多的是睿智的语言,以及一则则通俗的故事。余秋雨也很少对山水名胜作具体的描述,往往是笔锋一转,人为地构造出了一幅幅浓郁而又深沉的人文图景,紧跟着便进入了直抒式的咏叹,继而以纵横四海的气势,挥洒着对中国文化的种种遐想和议论。它为每一名读者解读了中华文化的壮阔和黄河文明的盛衰,使读者为文章的情绪所感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作者发自内心的感悟,从而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去思索人生、思索未来。 余秋雨先生全新版的《文化苦旅全书》共分六册。首批推出有关中国的两本《寻觅中华》和《摩挲大地》。摩挲大地《摩挲大地》 2008年 《摩挲大地》《摩挲大地》一书,精选了《文化苦旅》、《山居笔记》中的一些著名篇章,但每一篇都由作者本人进行了大幅度的精心修改。书中的后半部分有关边远地区少数民族生态的文章都是第一次发表。全书230千字。 从此,余秋雨的全部文化散文著作,均以这套书的文字和标题为准,之前的所有的版本不再印刷,免误读者。历史的暗角《历史的暗角》 2009年 收录的篇什历来被文学史和读者目为历史、文化美文的典范之作而广泛传诵,堪称秋雨散文中的泰山北斗。读者自会体悟到余秋雨在历史追溯之中体现出来的心灵的震颤、思考的重量。问学余秋雨《问学余秋雨》 2009年 近十余年来,余秋雨先生一直在以亲身历险的方式考察着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考察成果通过电视和书籍在全球华文界造成巨大影响。本书渊源就是余秋雨老师在凤凰卫视主持的文化类座谈节目《秋雨时分》。但在主持完《秋雨时分》之后,秋雨老师并没有匆忙推出改编版的相关图书,而是历时两年,几乎是逐字逐句精心完善和重新创作后,才郑重推出本书。 余秋雨老师将带领读者深入探讨东方及中国各个时代的文化精髓,同时结合文化和电视传媒的传播威力,将极大地激发读者对中国古代文明的探究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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