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永光

徐永光的争议人生

这位中国最知名也最富争议的半官方公益组织负责人，选择加盟一家非公募基金会，成为一名社会投资家。徐永光已经从中国青少年基金会引退，转而成为一家非公募基金会的操盘手，从一名官方公益组织的领导者转变成一名社会投资家。他运用南都基金会的资金进行社会投资，与商业风投追求经济利润最大化不同，他作为社会投资家追求的是所投机构的社会效应最大化。新公民学校是他的第一个社会投资项目。从北京朝阳公园南门一路往东，经过北京绿化最好的地段，直到五环外的马各庄，葱葱绿树和街心公园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路两旁的低矮平房与小五金商铺，和一座名叫“朝阳区第一新公民学校”的小学。这所小学，目的是要为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工子弟提供高质量的教育。在9月开学之前，它已经悄然完成了一次转变，一家名为南都公益基金会的机构介入了这所私人学校，为它提供155万元的资金，并且为之建立校董会，挑选校长。新校长胡益文将家搬到了学校，每天6点就起床迎接学生的到来，他在这里非常快乐，“因为看到学生们眼睛发亮精神好”！一学期100元的学费，和50元的餐饭费，就可以让孩子们穿着免费的新校服，在中午时排队到食堂打饭，然后对师傅说“谢谢”。老师们的月薪上涨了两倍，尽管只有1500元。毁誉参半退出希望工程1949年出生的徐永光在30岁时开始离开温州。用了7年时间，徐永光从一个干事成为正局级干部，职位是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在政治机构内部的升迁中，据说很多人一辈子也难以完成这一过程。但是徐永光在这个位置上只待了两年。1988年，徐永光决定辞去团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时，祖籍温州的南怀瑾先生希望徐永光为自己运营他推动修建的“金温铁路”，这也是中国第一条无政府投资的地方铁路。但徐永光选择以10万元注册资金成立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徐永光的个人网站上写道，“希望工程17年，募集海内外捐款逾30亿元人民币，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儿童289万人，建设希望小学12559所，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从1994年香港《壹周刊》对希望工程资金使用的质疑开始，关于徐永光的争论就从未停息。日后徐永光总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他说这句话是南怀瑾在十多年前就告诫他的：谤随名高。徐永光的脸柔和而毫无棱角，对任何人都笑脸相迎，头发总是梳理得整齐，总是身着并不昂贵的深色套装西服。难以想象这样的人会身处争议的漩涡中长达数年，曾经和《壹周刊》进行了6年的马拉松官司，并曾接受过8小时的律师当庭盘问。基金会的进化徐永光自称，在1997年前后，希望工程和徐本人风头正旺时，他就已萌生退意，“希望工程风险太大，我几次提出要结束。1997年时，我提出这是希望工程最后一轮”，原因是一个他无法解决的制度性难题：“任何一个社会都有三种社会组织：第一是政府部门；第二是企业；第三是非政府非营利部门。这个部门应该是脱离政府的。但在官办的情况下，政府是管着第三部门的。从制度上讲，理事会应该是第三部门的最高机构，可是后面还有政府这个婆婆，到底是理事会大还是政府大？”另一个难题是这些官办的非政府组织并没有专门的运营费用。从公众手中募集来的资金如果用来作为运营费用，必定难逃外界的指责。徐永光的解决办法是用募集资金投资，用投资赚来的钱做运营费用。这也是他备受指责的原因：投资失败、资金在谁的名下运作等等。徐永光坚持在2001年辞去了秘书长职务，2005年他又辞去了青基会常务副理事长和随后的中国慈善总会副会长职务，从当年11月开始筹办南都基金会。南都集团的董事长周庆治是徐永光多年的朋友，二人同是温州人。18年前，“我离开政府做公益，他离开政府做商业；我看着他做大，他看着我做大”，希望工程名扬天下，《福布斯》2001年把周庆治排在大陆百富第45位。18年后二人殊途同归，“没有人说服我，我们一拍即合”。上海南都集团投入三亿元，一亿元为注册资金，另外两亿元作为基金会的本金，徐永光则是操盘手。“资助型基金会的定位有三种：一种资助社区服务和公益项目；一种培育非政府机构和社会企业家，比如阿育王；第三种资助学术研究和思想库。南都基金会是前两类。”徐永光说。这种新型的基金会和徐永光服务多年的半官方基金会截然不同。徐永光终于逃离了始终悬挂在他头上的那把达摩克利斯之剑：首先，南都基金会的架构容易理顺；第二，不存在运营费用的问题；第三，徐永光也不用担心投资的问题。南都基金会的最高决策机构是理事会，同时有独立监事来监督基金会的运作。在理事会下设专门的投资管理委员会，负责资本运作基金会的本金。运作产生的收益则由专门的项目评审委员会和新公民学校发展中心来分配。因为他多年的公益组织经验，徐永光正是负责资金分配的最好人选，“我从2007年的7月开始项目招标，招标的资金大体是2000万元。这个钱要用来建设10所新公民学校。这样的方式能够保证资金使用的高效率。我会选择优秀的机构，做得不好的得不到资源，这样也有利于这个行业的优胜劣汰。”以风投方式运作除了专业的投资团队之外，充裕的运营费用也让徐永光可以为基金会招募到可以长期工作的优秀人才，“南都中有香港大学的硕士，也有北大EMBA的毕业生。虽然我们的收入仍比商业机构低，但是适当的金钱回报可以让理想主义更持久”。南都基金会目前的中层管理者年薪10万元。徐永光至此成为一个管理着专业团队的社会投资家。基金会的运作完全类似商业投资机构，只是社会投资家的目的是要寻求社会效益的最大化。举例而言，在新公民学校的项目中，南都基金会投钱保证学校初期启动和三五年内的正常运行，却并不参与学校的管理工作；正如风投投入资金保证一家有前途的公司有运营和扩张费用，但却不会介入公司的管理。商业投资机构如投行和PE会帮助自己投资的公司建立董事会，南都基金会也会帮助新公民学校建立校董会，“校董会的任务是把握学校大势，整合社会公益资源，让学校成为自助和可持续的公益机构，不再依赖南都基金会的资金投入”。然后，商业投资机构等待自己的投资产生丰厚股权回报；南都基金会则期待自己的投资能够解决尽量多的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不过徐永光面临着和风投同样的问题，手中握着钱，却不知道投给谁，“找不到好的机构，好的个人。这个行业太弱”，“到时候，徐永光有钱花不出去，才会成为新闻”！这笔钱在2007年是800万元，2008年将是1800万元。

希望工程是谁创办的?

是青少年发展基金会. 向希望工程捐款可分为三种形式，一种是捐赠困难学生整年学杂费，一种是直接向希望工程捐款，还有一种是捐建“ 希望小学”。 如果要捐赠困难学生整年学杂费，目前小学生一年学杂费数额为400元，初中生一年学杂费数额为600元，高中生一年学杂费数额为800元，大学生一年学杂费数额为1200元。市青基会主要开展面向本市困难学生捐赠工作。捐赠者可到市青基会上门查询困难学生资料，挑选自己满意的受助学生。 首次捐赠必须通过市青基会进行，捐赠款由市青基会发放到各区县团委，由各区县团委发放至受助学生所在学校，直接抵扣受助学生所需学杂费，以保证捐赠款切实用于受助学生学习教育方面。捐赠后，市青基会将向捐赠者和受助学生发放“结对卡”，卡上可填写双方资料，以备常用联系。日后捐赠者如对同一学生进行续捐，可直接和受助学生联络进行捐助。对于路途遥远，不便上门查询困难学生资料的捐赠人，也可通过邮政汇款形式进行捐赠，由市青基会代为选择受助学生。 对于一次性捐助低于400元的捐赠者，可到市青基会办理直接向希望工程捐款，也可直接进行邮政汇款捐赠，捐赠款由市青基会统一安排用于救助困难学生。 另外，对于捐建希望小学的单位和个人，捐款25万元人民币可捐建一所希望小学，建校地点可由捐方选定，所捐建的学校可以捐方的名义命名。捐方须与市青基会签订协议，约定双方的权利责任，然后将捐赠款划拨给市青基会。市青基会将本着专款专用的原则，按照“希望工程”有关建设“希望小学”的规定，与建设“希望小学”所在地“希望工程”实施机构签订协议，落实所捐建学校的选址、建设和投入使用。捐款单位或个人可监督建校资金的使用情况。 此外，希望工程有关活动只有中国青基会授权的省级青基会有权组织进行，其它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市青基会授权均不能以希望工程或市青基会名义从事各项募捐活动。

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被命名为什么？

　　为了孩子们受教育的权利

　　1989年10月30日，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向海内外庄严宣布，建立我国第一个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基金，让千千万万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这项被命名为“希望工程”的事业，是着眼未来、造福后代、为发展我国基础教育办的一件实事。

　　久旱的土地

　　建国40年来，我国基础教育有了长足的发展，到1989年，学龄儿童入学率已达到97.4％，文盲也由建国初占人口的80％下降到20.6％。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重视教育事业的发展，教育经费逐年有所增加。1977年至1987年年均增长16.8％，高于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和财政支出年均增长11.3％的幅度。

　　然而，经济落后和沉重的人口包袱，使我国教育的发展步履维艰。我国有2.2亿在校生，比美、苏、英、法、日等国在校生的总数还要多。由于绝对值大，尽管政府已经逐年增加教育投资，但按人均计算就捉襟见肘了。以1988年为例，国家教育财政拨款321亿元人民币。加上其他渠道筹资102亿元，共计423亿元，人均不足40元。到1990年，人均教育经费仍只有52元，约合10美元，列世界倒数第几位。而在发达的工业化国家，目前的人均教育经费已以千美元计。

　　我们每年基础教育经费，小学生人均仅合60元，这笔经费一般只能支付教师的“人头费”。据国家教委基础教育司介绍，一些农村小学教育行政经费只够教师发10个月的工资。用于教学活动的公用经费，中学生每人每年平均5元多，小学生仅3元多。


　　徐永光与山西大同希望学校的孩子在一起

　　全国的平均水平尚且如此，至于那些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地区，基础教育条件之差，则更加令人不忍。我们看到，在湖南省汝城县，昔日的“红军小学”，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成了一级危房，孩子们叫它“碰不得”学校。1927年井冈山会师前后，毛主席在这里办过公，朱德在这里招过红军，如今它再也无法承受岁月的重荷，被拆除了。为了能让周围五六个村的孩子们重返校园，为了让山乡的文明之火不至熄灭，乡长李明珍带头捐了126.5元。但是，老区的庄户人实在拿不出钱来建学校。4年多过去了，人们不知道是把这126.5元还给乡长，还是让它继续在银行里沉睡。而那些嗷嗷待哺的红军的后代们，也只能在梦里再见昔日的“红军小学”。

　　经济贫困和教育落后相伴而生，形成了一个互相掣肘、恶性循环的怪圈。尽管不少有识之士早已指出：治贫先治愚，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然而，“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发展教育，关键在钱。许多贫困县每年教育经费已占财政支出的三分之一甚至半数以上，但由于基数小，这笔资金分流到每个学校、每个孩子头上却还是杯水车薪。

　　有人形容，我国的基础教育犹如一块久旱的土地，要使它得到滋润谈何容易。但是，我们又不能无所作为，继续耽误下去。正如邓小平同志1988年9月21日强调的：“我们要千方百计，在别的地方忍耐一些，甚至牺牲一点速度，也要把教育问题解决好。”

　　揪心的新文盲

　　基础教育落后使文盲大量生长。我国现有近2亿文盲，每年还有约400万小学生辍学。据1990年统计，其中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的有109万。这些不该成为文盲的孩子正在涌向本来就庞大惊人的文盲大军！

　　目前，我国还有几千万人尚未解决温饱问题。在这些地区，每个适龄儿童入学，每年还需交纳40～50元的书杂费，这对于许多贫困的家庭来说是一项难以承受的负担。“民以食为天”，在吃饭和读书不可兼得的境况下，孩子失学，实在是迫不得已。

　　贫困地区学龄儿童失学问题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我们的想像。安徽省金寨县青山区油店乡中心小学原有学生210名，开学后有50多人没有返校，流失率达26％，河南省商城县白塔集乡有学生1006人，春节过后，辍学302人，占30％。在湖北省罗田县这个两度被评为全国教育先进单位的县里，落梅河乡1990年春应到2254人，未到1129人，这意味着50％以上的儿童有可能成为新的文盲……

　　发展教育，提高人的素质，是贫困地区发展的根本出路。这个道理不是抽象的，而是活生生的。我们在大别山区调查时看到，两家屋脊相接的农户，一家种桑养蚕，科学种田，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一家穷困潦倒，家徒四壁，靠救济度日。同样的山和水，同样的政策环境，何以贫富悬殊？前者是高中毕业生，掌握了科学致富的本领；后者目不识丁，认为穷是命不好，安于现状不思进取。

　　这一切都说明，扶贫要扶本，教育必先行。让贫困地区的孩子们都能读书学习，掌握建设家乡、建设祖国的本领，这既是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起码条件和当务之急，也是全社会需要关注的一个严重问题。

　　滴血的心

　　最先承担起扼制贫困地区学生流失的不是别人，正是他们的老师。这些值得我们肃然起敬的辛勤园丁，当他们还没有来得及看到“桃李满天下”的气象，就目睹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凋零；见到自己昔日的学生成了“猪倌”、“牛娃”，他们的心在滴血！为了不在这块本来就很贫穷的土地上再播下贫穷的种子，他们做出了最大的奉献、最大的牺牲。

　　罗田县落梅河乡的126名青年教师，为了找回失学的孩子，每年都要在陡峭的山路上往返14000余里。近三年来，老师为学生垫付学费、购买学习用品达4万余元，占他们全部收入的一半。黄泥畈小学教师朱冬明的账算出来就更令人吃惊：他参加工作8年：总收入8064元，而他为学生花去了5886元，占73％。

　　难道老师们自己很富裕吗？不，恰恰相反，他们中的很多人都一贫如洗。就拿朱冬明来说，在他简陋的屋子里，除一台供学习用的单卡收录机外，再没有一件像样的东西，没有一件超过40元以上的衣服，没有一双超过20元的皮鞋。涞源县有个叫李恕的教师，在山乡里教了30多年的书，教出了祖孙三代人，却穷得娶不起媳妇，至今孑然一身。涞源县银坊中学的刘晓岚，一心扑在学生身上，家里自留地连着两年没打下粮食，只靠49元工资要养活妻子儿，赡养80岁的爷爷。有时候，刘晓岚到中午吃饭时就躲开学生，到村边小树林读书，直到下午再饿着肚子上课。孩子病了，爱人托人捎话让他回家，他不走，校长劝他，他说道：“我走了，这班学生咋办？”就是这个年轻人，拉着几千元的债，为学生垫付学费，在封闭的乡村试验美国教育家布洛姆的反馈式教学法。爱才的校长心疼地说：“教学上宁可放一放，你先想想怎么活下去吧！”刘晓岚总是憨厚地笑笑。他填饱肚子的最新发明是，每天熬一锅棒子面粥，早上喝新粥，中午添上水喝旧粥，晚上再续上水喝剩粥，有人问：“你这么玩命为了什么？”他回答说：“只要我在一天，就不能让学生学不到知识，中国有几千年教育传统，我怕对不起祖宗。”

　　我们的老师也是人，他们也食人间烟火。我们既要理解老师的伟大，更要理解他们的平凡。国家再困难，也要设法保证他们的基本收入，改善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是全社会的责任，这付重担不能全由贫困地区的老师独自挑起。

　　希望的火种

　　我国《义务教育法》第四条规定：“国家、社会、学校和家庭依法保障适龄儿童、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该法又规定：“国家设立助学金，帮助贫困地区学生就学”；“国家对经济困难地区实施义务教育的经费，予以补助。”

　　事实上，我们的教育经费缺口很大，贫困地区尤甚。

　　发展教育，完全靠政府增加投资显然有困难。必须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关心教育，支持教育。1988年12月23日，李铁映同志在向七届人大第11次会议汇报教育工作时指出：“解决教育经费问题，要从我国国情出发，逐步建立和完善以政府拨款为主、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的新体制。”

　　以青少年健康成长为己任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经过缜密的调查和论证，率先实施了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少年重返校园的希望工程。希望工程旨在集社会之力，捐资助学，保障贫困地区失学孩子受教育的基本权利。

　　希望工程的资助方式是：（1）设立助学金，长期资助我国贫困地区品学兼优而又因家庭困难失学的孩子重返校园；（2）为一些贫困乡村新盖、修缮小学校舍；（3）为一些贫困乡村小学购置教具、文具和书籍。

　　希望工程从实施的那一天起，就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理解和支持。党和国家领导人，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对这项工作深表赞许。邓小平同志欣然题写希望工程四个大字，李先念、聂荣臻、已故的徐向前元帅等40多位党和国家领导人也为希望工程题了词，充分肯定希望工程的积极作用和意义；国家教委等有关部门也给予了热情鼓励和大力支持。社会各界怀着对失学孩子的同情和对振兴教育的期望，纷纷解囊相助，出现了很多感人至深的动人事例。不少海外友人也认为希望工程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美好愿望，给予热情关注和实际援助。一年半来，已筹集资金愈千万元。1991年，全国23个省(区)、130个县的3万名失学孩子已经享受“希望工程”助学金重返校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还援助建立了15所“希望小学”，以改善贫困地区办学条件。


　　徐永光与中国青基会名誉会长万里在一起

　　希望工程的近期目标是：经过三五年的努力，在328个国家重点扶贫县普遍布点实施救助。到1995年，每年将至少为10万名失学少年提供助学金。对少数确有培养前途，而家庭又特别贫困的中小学毕业生提供特别助学金，支持他们继续深造，直至中学、大学毕业。

　　希望工程还刚刚起步，所筹资金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发展不过聊补万一。我们所做的工作，只是点燃希望火种，形成示范力量，用“精卫填海”的精神唤起越来越多的人关注和支持儿童教育事业，关心贫困地区的发展，关心国家、人类的前途。联合国世界儿童问题首脑会议通过的《儿童权利公约》提出了“儿童优先”的原则，要求在本世纪结束的时候，让地球上的每一个儿童都受到基本教育。我国政府已在《公约》上签字，并表达了同样的决心。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将努力搞好希望工程，为儿童教育这一世界性的事业做出积极的贡献。我们的信念是：只要中国还有一名因贫困而失学的孩子，希望工程的崇高使命就不会结束。我们希望，贫困地区的孩子在爱的阳光的沐浴下，和其他同龄人一样，拥有幸福的童年和美好的明天。
　　http://www.cydf.org.cn/bk/3.htm

“春蕾计划”是1989年中国儿童少年基金会发起并组织实施的一项存在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社会公

B 试题分析：“春蕾计划”救助贫困地区失学女童重返校园的社会公益事业。因为在一些地区重男轻女，因此才有了这项计划，所以A的说法是错误的。C的说法的错误之处在于这不是政府组织的，所以这个选项不能入选。D与题干无关。所以就能选出正确的答案了。点评：对于这个知识点考查的不是太多，但是这个题有一定的混淆性，如果不仔细审题，很难把这个题作对，因此处理的不错。